承德警方通报车祸致8死1伤
4.《意大利民法典》，费安玲丁玫张宓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地方政府之所以敢盲目上大工程，因为它知道出事之后中央政府会埋单、会救济。如果没有与自律兼容的权威，民主制就不可能稳定、不可能持续，在有些场合甚至还无法做出重大的政治决定。
⑥罗伯特·达尔认为，在民主的基础条件不太有利或者很复杂的情况下，选择哪一种宪法设计是很关键的。为了维护宪法委员会的权威，也应该明文规定：全国人大要否决合宪性审查的结论必须取得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的赞成，即与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加重多数表决的条件相同。而能把限制权力与加强权威，保障自由与维护统一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现代法治秩序。(13)不言而喻，有意促成这样的特征决不意味着全国人大将削弱根据宪法规定而行使的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以及监督权，(14)只是强调把预算审议作为突破口来切实改变所谓议会不议的现状。另外一项重要任务则是树立一个真正能得到人民内心认同、自愿遵循的权威体系，防止出现各行其是、无法合成公共选择的乱象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据，不仅意味着中国无法再继续享有人口红利，甚至还有可能反过来引起经济的恶性循环。考虑一步到位或许有困难，我曾经建议不妨以人民代表大会体制为前提，采取分两步走的方式，先设立直接对全国人大负责的宪法委员会，然后再使之演化成宪法法院。我想作为一位优秀的律师，需要对法律的艺术性这样一个特征要有洞悉，要有感觉，要有深思熟虑。
现在是发生了一个争执，什么争执呢？就是法律试图来建构我们的生活，强行地来规范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的生活被它弄得乱七八糟，我们要用生活来回应它。当然心这个话题谈起来也是很麻烦的。这是我讲的第二个话题——良知正义论的理论建构。此外，其他一些学者甚至还可能认为，在法的建构和运行中，良知无所谓，良知是什么东西，根本就不要良知，我们今天不要良知，我们只要田阿姨演讲中所批判的马基雅维利的那样一种成功学意义上的厚黑学，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听了祖飞律师演讲之后觉得，如果有学者说法律价值主观论者是偏执型人格，那我认为法律价值客观论者也代表了中国主流的一种更加过时了的偏执型人格。
我想，这个大家都是能接受的，这里面的的确确渗透着一个良知共识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想今天借这个机会吧，谈谈我读《心学正义》这本书的一些感想。
但是我也想到另外一个话题，良知的呈现，不能直接被把握到。今天呢其实祖飞律师也讲到了他的理论建构，但是我觉得他更多的还是从一个律师的角度，从一个一个的个案去寻求他的好的判决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他的良知正义论的。什么叫在场者的提问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朱祖飞律师在法庭里面，在开庭的时候，为一个具体的个案在辩护的时候，那么他会想到，我这个案子最好的判决应该是怎样的。所以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朱祖飞律师他的问题意识是在法律适用的这样一个背景下的意识，我想这个是可以得到很好的讨论的。
祖飞律师他是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诠释了他所感悟到的我们当下中国的一个应然的法律世界。他很恼火，一直到现在耿耿于怀，我觉得很对不起他老人家。后来，我越看越多、越看越多，他还专门设了个栏目，叫：批邓魏。比如一个具体案件里，许霆案，这是2006年广州很有名的案件，轰动了全国，把中央和地方都惊动了。
我评人家不好，人家很不高兴的，如果说你根本就没有资格的话，人家根本就不理你的，是吧？比如说武汉大学有个老师——李龙教授，他是个资深教授，我对他的那个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贾平凹仍然感到很奇怪，就问娜塔莎怎么回事。
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听到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对这句话我们不能够轻轻地一笑了之，要去了解提出这句话的根源何在。法律本身或者法律本体，其实不是法典的那些规范化的体系。
所以呢我们就要从我们生活的角度来对法律进行思考，法律我们要让它服从于我们的生活。当然这个说法是我刚刚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刚才算了一下，这次聚会我想可能是我半年来最高兴的一次吧，也是最紧张的一次，也是流汗流得最多的一次。法律的艺术性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国王说：我作为国王，我有理性，你做法官还是我任命的，我为什么不能审案子？柯克说：对。今天，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还是站在祖飞律师的这样一个立场上。
他说，来之前跟西南政法大学的校长付子堂去看了那个李龙教授，见到李龙教授之后还没有说话，李老师就说这个魏敦友骂我。前不久童之伟老师要我去对他的法权中心说进行点评，实际上也是因为我这样一个身份所具备的我认为的一种资格。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康德就提出来一个很震惊的理论——人为自然立法。因为我20年来一直在研究当代中国法思想的一个发展的过程，试图去追寻它内在的知识的脉络和谱系，这是我做的工作。
因为，每一个判决，都是有法官的主观价值渗入进去之后才形成的。忍受在这个时代里面的黑暗的长夜，对不对？需要忍受那样一些明明不内急却假装自己内急的伪内急者。
可惜当时没有人像树成他们今天这样很精密地来做录音啊整理啊这些工作，所以后来没有形成系统的录音文字。时空直观是我们获取世界感性资料的一个形式。其实之前祖飞律师所讲的小三案，也可以印证法律的艺术性。所以我想啊，这里面就是从一个立法时代、一个法典化的时代走向一个司法化的时代之后我们的法律生活就会碰到的一种新的尴尬。
所以正像张建教授讲到的，法律到底期许什么样的人际模式，肯定有一个正当性在后面，法律的艺术性就体现在我刚才讲的这个案例里。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呢，是良知正义论的问题意识，这是第一个。
如果你跑到人大去说法典只是辅助性的，人大肯定把你踢出门外。比如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段，那么就有不同的法学家出现，这个跟歌唱家的出场比较类似，对不对？比如说宋祖英她们出场的时候是一个时代，现在她们上哪去了？不见了。
今天我们网络那么发达，原来我们上网很难啊，以前我们见面很难，现在我们见面很容易，大家的意见可以得到充分地表达，所以在这么一种情况下，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是最高法院也是审时度势做出来这么一个决定，推动后来的法院对许霆做出改判5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是不同意谢晖教授的观点的。
昨天我还跟树成讲到，我是这样来描述祖飞律师的《心学正义――看不见的法律》这本书的。当然这是我的一个重构，这个重构合不合适，我们等会还可以进一步讨论。我是这么写的：朱祖飞律师是一个伪装成律师的哲学家。他认为，包括时空感觉，概念范畴等等是我们认识世界必不可少的条件。
所以我想法律的艺术性问题，其实是值得我们反复地思考的。正是在和祖飞律师交往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可说亲身见证了他的重大学说――心学法学或者称为良知正义论的出场。
万幸的是，张树成和李海华诸同学策划今年六月底欢送2019届同学毕业盛会，安排我作一讲演，我于是得缘系统清理我对朱祖飞律师良知正义论知识谱系、理论构成及当代意义诸方面的认知。我觉得那个祖飞律师虽然没见过，但是那个感觉啊特别好，后来看了很多很多他写的文章。
谢晖老师是这么说的：面对当下中国起步期的法治建设，甚至即便我国未来实现了高度发达的法治，寻求客观规定性的法律教义学以及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对法治而言，是基本的，包括心学法学在内的所有其他法学，对法治而言，只能是修补性的、从属性的。我想这里面可能有一个转进或者转换的过程。